“妖怪”与“精怪”观念、涵义的混淆、融合，应该开始于六朝时期，这种情况的出现，与官方“天人感应”之神秘信仰的逐渐没落及民间巫术信仰的勃兴有着甚为紧密的联系。到了唐代，官方的那些五行、灾异、图谶之类的学说愈发的不景气，而民间的那些鬼神怪魅的传闻则流传得更加的广泛，更加的丰富多彩。从《太平广记》一书，我们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此种神怪信仰的广泛化、繁复化的倾向。
在这样的历史、文化背景之中，“妖”与“精”的观念结合得更为紧密，二者之间，已经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了。在唐代大量涌现出来的妖怪小说中，“妖”与“精”或者“怪魅”在概念上互合互通的例子，可谓举不胜举。就拿这一时期最为风行的狐狸信仰而言，在众多的狐狸故事中，不少的狐狸精怪便被称作了“妖”。
比如在沈既济所作的著名狐妖小说《任氏传》一文中，作者一开头就说道：“任氏，女妖也。”这位被称为“女妖”的任氏，其实即是一只狐狸精，这在文中已有明白的透露。
《广异记》之“焦练师”条中，也有着称呼狐精为“妖”的情况：唐开元中，有焦练师修道，聚徒甚众。有黄裙妇人自称阿胡，就焦学道术。经三年，尽焦之术，而固辞去。焦苦留之。阿胡云：“己是野狐，本来学术。今无术可学，义不得留。”焦因欲以术拘留之。
胡随事酬答，焦不能及。乃于嵩顶设坛，启告老君。自言己虽不才，然是道家弟子。妖狐所侮，恐大道将隳。言意恳切。坛四角忽有香烟出，俄成紫云，高数十丈。云中有老君见立。因礼拜陈云：“正法已为妖狐所学，当更求法以降之。”老君乃于云中作法。有神王于云中以刀断狐腰。焦大欢庆。老君忽从云中下，变作黄裙妇人而去。
这个故事也有着嘲谑道法之士的意味。文中焦练师数次称狐狸精为“妖狐”，也表现了时人称狐为“妖”的情形。另外，《广异记》中的“李参军”条、“韦明府”条以及《乾月巽子》的“何让之”条中，也均有着“妖”与狐狸精魅互为融合、通用的情况。不仅仅是狐妖，在唐代甚为风行的猿类妖怪故事中，也有着甚多将猿怪称作“妖”的例证。
如裴铏《传奇》中的“孙恪”条，述秀才孙恪与猿妖所化女子“袁氏”的婚恋之事。孙恪在娶得袁氏之后，资用颇丰，忽有一位善于道术的表兄张闲云来拜访，看出了袁氏其实乃是一只妖怪。在故事中，张生看出了孙恪面色间有“妖气”，这“妖气”的来源，正是孙恪所纳之袁氏，袁氏则为一只猿精。这样一只猿怪而被张生称为“妖”，亦可以看出“妖”与精怪含义之淆合。与之类似的，还有《集异记》的“崔商”条记云：
元和中，荆客崔商上峡之黔。秋水既落，舟行甚迟，江濵有溪洞，林木胜绝。商因杖策徐步穷幽深，入不三四里，忽有人居，石桥竹扉，板屋茅舍，延流诘曲，景象殊迥。商因前诣，有尼众十许延客，姿貌言笑固非山壑之徒。即升其居，见廷内舍上多曝果栗，及窥其室，堆积皆满。须臾，则自外斋负众果，累累而去。商谓其深山穷谷，非能居焉，疑为妖异，忽遽而返。众尼援引留连，词意甚恳。商既登舟，访于舟子，皆曰：“此猿猱耳，前后遇者非一，赖悟速返，不尔几为所残。”商即聚僮仆、挟兵杖亟往寻捕，则无踪迹矣。
崔商所遇之尼众，正是猿猱之类精怪所化，文中已经明白地称之为“妖”，就此也可以看出“妖”与精怪含义互为混合的情况。在狐类、猿类精怪故事之外的其他精怪故事中，也有着数不清的将精怪呼为“妖”的例子。比如在《广异记》之“刘荐”条中，刘荐即将“山魈”这一类精怪称作了“妖鬼”：
天宝末，刘荐者为岭南判官。山行，忽遇山魈，呼为妖鬼。山魈怒曰：“刘判官，我自游戏，何累于君？乃尔骂我！”遂于下树枝上立，呼班子。有顷虎至，令取刘判官。荐大惧，策马而走，须臾为虎所攫。坐脚下。魈乃笑曰：“刘判官，更骂我否？”荐大惧，左右再拜乞命。徐曰：“可去。”虎方舍荐，荐怖惧几绝。扶归，病数日方愈。荐每向人说其事。
此外，此时的人们对于植物、器物性精怪，也常常呼之为“妖”或者“妖怪”。《宣室志》“刘皂”条（《太平广记》卷四一七引）记曰：
灵石县南尝夜中妖怪，由是里中人无敢夜经其地者。元和年，董叔经为西河守。时有彭城刘皂，假孝义尉。皂顷尝以书忤董叔，怒甚，遂弃职。入汾水关，夜至灵石南，逢一人立于路旁。其状绝异，皂马惊而坠。久之乃起。其路旁立者，即解皂衣袍而自衣之。皂以为劫，不敢拒。既而西走近十余里，至逆旅，因言其事。逆旅人曰：“邑南夜中有妖怪，固非贼尔。”明日，有自县南来者，谓皂曰：“县南野中有蓬蔓，状类人，披一青袍，不亦异乎？”皂往视之，果己之袍也。里中人始悟，为妖者乃蓬蔓耳。由是尽焚，其妖遂绝。
这个令人恐惧的蓬蔓精，在文中就曾经多次被称为“妖”或者“妖怪”。又，《北梦琐言》的“苏昌远”条记录了一个人与荷花精相恋的故事。那只白莲花精在文末也被称作了“妖”：中和中，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州属邑。有小庄去官道十里。吴中水乡率多荷芰。忽一日，见一女郎，素衣红脸，容质艳丽。阅其色，恍若神仙中人。自是与之相狎，以庄为幽会之所。苏生惑之既甚，尝以玉环赠之，结系殷勤。或一日，见槛前白莲花开敷殊异，俯而玩之。见花房中有物。细视，乃所赠玉环也。因折之，其妖遂绝。
对于各类器物性精怪，唐代的人们也多以“妖”呼之。例如《北梦琐言》之“张氏子”条，就将盟器婢子之精怪，称为了“妖”：唐文德中，京官张，忘其名，寓苏台。子弟少年，时往文人陆评事院往来，为一美人所悦。来往多时，心疑之，寻病瘠。遇开元观道士吴守元，云，有不祥之气。授一以符，果一盟器婢子，背书红英字。在空舍柱穴中。因焚之，其妖乃绝。闻于刘山甫。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知道，到了唐代，以“妖”或“妖怪”来称呼各类精怪已经是十分常见的事情，无论是狐精、猿精、犬精，还是各种植物、器物性精怪，在唐人眼中，已经统统可以被名之为“妖怪”了。这充分说明，到了唐代时期，“妖怪”与“精怪”的观念已经基本上合二为一了。自此，这种“妖”“精”互通的情形便固定了下来，并且，在后世还表现得越来越明显，越来越为人们所习惯、熟悉了。
总而言之，“妖怪”乃是我国传统神怪信仰中的一种重要观念。相较于神、鬼、仙、佛等其他神怪观念而言，它的含义显得更为复杂而多元。在先秦两汉时代，它主要意味着一种具有政治预示意义的反常性现象。在战国时期，尤其是两汉时期，它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有了越来越多的结合，从而具有了相当的哲理性与系统性。
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，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，“妖怪”的主要含义则发生了变化，转而与本属于民间巫术信仰系统的精、鬼、怪、魅等观念混合了起来。到了唐五代时期，“妖怪”与“精怪”观念的结合就基本上完成了。